把体育当教育来做

　　《中国慈善家》：我在翻阅文字和影像资料的时候，感觉你好像不太愿意面对媒体。

　　姚明：我感觉媒体是社会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首先要搞清楚：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媒体都是存在的。而且“我是谁”，决定了我必须要面对这些东西。

　　《中国慈善家》：听上去好无奈。

　　姚明：我不想说是无奈，但是就像篮球界里说的一句话:有时候虽然你努力了，但还是无法改变输赢的结局，我们可以做的，是用什么态度去面对。对媒体也是一样，我怎样去面对媒体，是我自己选择的一种态度。你要说无奈，可能我要检讨一下自己的态度。

　　《中国慈善家》：怎么讲?

　　姚明：我相对来说是喜欢安静的人，但是如果要把事情做好，肯定需要更多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做。与媒体也是一种合作，客观上讲，媒体的水平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的态度，当然，态度是自己决定的，虽然有时候也受客观因素影响，但我们不能过度强调这一点，应该更多地去修炼自己，要明白自己想做什么事。

　　《中国慈善家》：你现在对媒体的态度可能稍微平和一点，是最近几年才发生的变化吗?

　　姚明：我认为这个和我身份的转变和成长是有关系的。运动员的职业生涯和我现在所处的这个阶段完全不一样。运动员有时候情商比较低，当你在一个极小的领域里做到极致的时候，不可能把精力花费到其他地方。我还是职业运动员的时候，所有精力都在篮球，很多时候我认为媒体打扰了我的清净，虽然我知道职业化体育、市场化体育的发展离不开媒体，但人在那个阶段，对它的理解能力有限。

　　《中国慈善家》：我刚才在赛场看到，姚基金篮球季每支参赛队伍男女混合，为什么?

　　姚明：学校里男女生都有，我们也希望带动女生参与进来，而且在低年龄阶段，男女的差异不会过大。还有一个客观限制，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源单独做一个女生篮球赛。如果将来资源充分，我们可以去做，只不过现阶段还是要面对现实。

　　《中国慈善家》：篮球本身是一个竞技项目，但我听说你们运作比赛时希望弱化锦标性，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姚明：首先我们要说篮球季的出发点是什么。我们相信体育的力量，参与体育对人的性格塑造作用很大，包括团队合作、领导力、沟通交流的能力，还有如何面对失败等等，这些都给他们一些初步的尝试。客观上来说，只要有竞赛，锦标是避免不了的，否则如何知道什么是成功和失败?怎样去锻炼他们面对挫折的能力?但是我们认为，在孩子阶段应该尽可能弱化锦标性。现在一旦有任何比赛，太容易被锦标所吸引，这就会产生为锦标而付出代价。比如说我们现在抓得很严的小运动员注册：有没有超龄的，有没有超过年级的，有没有为了赢球而从体校借调的，我们要防患于未然。最重要的是，我们不希望孩子在这个年龄段背上很沉重的胜负包袱。每个人都需要面对成就感和挫折感，对这些6岁到12岁的孩子来说，可以让他们尝试到这些东西，但不要陷进去，不要太多地体会到，而是让他们把更多精力放在努力的过程中。

　　《中国慈善家》：强化过程，相对弱化结果。

　　姚明：对，我并不是说没有结果，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脚踏实地，按照客观规律办事。锦标是有的，只不过我们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和方法使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到比赛过程中去。

　　《中国慈善家》：姚基金提出的口号是“以体·育人”，用体育教育孩子，这方面中国做得并不太好，也没有可以参照的样本，你们是怎么做的?

　　姚明：确实是，我们在探索和开拓。首先，从我们团队成员的出身来说，除了我，团队有很多成员是体育学院毕业的，我们都体会到体育对人成长的帮助，比如抗压能力、规则意识。对孩子来说，诚信、沟通、理性都是非常重要的人格教育，这些东西我们怎么样来告诉学生?如果只是坐在他面前讲，他可能什么都听不懂，但是在比赛中他面对每一次冲撞、每一次选择主攻还是助攻的判断，他就会慢慢理解这些东西，这是运动规律带给他的。勤奋、拼搏向上，谁都会写，但是没经历过怎么理解?我们经常说大学毕业后上社会还嫩着呢，经历了足够多的人、足够多的事，才可以理解更多东西。

　　我原来做运动员，是生活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现在接触那么多人、那么多事，明白了一些真正的社会。对那些孩子来说，给他们创造一些体育比赛，有合作，有竞争，有队友，有对手，有一点点类似于虚拟社会。

　　《中国慈善家》：人的精神层面是冰山以下的部分，不外显，你们如何判断这样的项目确实改变了孩子的人格?

　　姚明：这需要有更多的时间去调研。这个项目做了五年，如果说现在就去找KPI(注：关键业绩指标) 的话，可能还不是时候。可以有一些KPI目标，比如很多希望小学的孩子是留守儿童，山里的孩子在山里玩，田野里的孩子在田里玩，无组织的活动伤害的可能性会大一些，如果把他们的活动变成有组织，至少伤害程度可以降低。这也许是其中一个基础的KPI。我们这个项目虽然说是体育，但我一直认为体育是教育的一部分，如果要衡量教育，五年真的太短，但是我们有信心。

　　“以体·育人”在中国现在还不够强化，大家并没有把体育(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尚武精神)当成教育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有责任有愿景去改变人们的这个观念，我们完全是把体育当教育来做。美国在这方面已经深入到骨髓了，体育活动、艺术活动、学生社团活动在学习中占很大一部分，每个学校、每个系、每个班都有自己的球队。

　　我自己在体育里获益良多。体育实际上是一个小社会，在这个社会里规则很重要。规则是大家赛前都知道的，运动员不能当裁判员，有社会监督(比赛是透明的，大家都看得见)，边界、底线很清晰，大家不要跨过底线。体育还培养独立的性格，教练员可以教你怎么投篮、怎么运球、怎么掩护防守，但是没办法教你什么时候干这些事，你是一二三四五排列，还是五四三二一排列?要根据球场上的具体情况自己做出判断。教练制定整场比赛的战略，球员制定每一个回合的战术。但是这必须建立在独立思考、独立人格上。

　　慢下来，内部整顿

　　《中国慈善家》：我从你刚才的话里提了一个关键词：乡村教育。前不久你参加了马云举办的“XIN公益大会”以及他的私人晚宴，他也很关注这一块，你们对此有什么交流吗?

　　姚明：我们有一些初步的接触，聊了一下各自的项目和理念。姚基金为什么做体育呢，两个因素：一是我们是做体育出身的，对它很熟悉，上手快;第二，农村地区的教育资源比较紧张，往往会把资源优先投入他们认为比较重要的学科，比如数理化，艺术和体育就会相对匮乏，所以我们做的都是补短。办比赛、培训体育老师都是姚基金很深入的做法，和孩子有很多接触。

　　我认为，做慈善最重要的不是帮助人，而是改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帮助人只是一个手段，如果我帮助一个人变得更好，实际上他和整个社会的关系就会改善。人和人的关系只有在相互之间没有太大落差的时候才可能改善。

　　《中国慈善家》：2015年，姚基金制定了未来三年的计划，你曾说未来三年会重新梳理你们的流程和模式。姚基金成立不到八年，重新梳理为什么要花三年这么久?

　　姚明：是的，梳理范围太大了。姚基金一共经历了三个阶段，2008年成立到2010年是第一个阶段，这期间我们只是捐希望小学，每年组织一场慈善篮球赛。关于这个比赛，当时我们有自己的体育经纪公司，做起来容易上手，但是后来为了更“干净”，我们把慈善赛外包给别人做，我们不能自己做。第一阶段我们参与度不够深，学校奠基出席一下，开学了揭个牌，然后就是幕后的财务工作。仅仅捐学校就像“狗熊掰板子”，虽然学校挂着你牌子，但实际上你跟它一点关系没有，没有内容。

　　2010年，我们团队的陆浩陆总提出篮球季的想法，2011年正式上马。姚基金到目前一共捐了18所希望小学，但我们通过青基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渠道第一年就招募了45所学校参与篮球季。同样一所学校，只要内容和人不一样，就会变得不一样。

　　这个阶段我们从硬件捐助转向软件的组织管理。篮球季是姚基金最重要的项目，培训志愿者、组织比赛、提供经费。2011年是45所学校，到2015年已经增加到三百多所，平均每年增加一倍，今年我们明显放慢了速度，只增加三十多所。我们得考虑经费和资源是否跟得上，这是很现实的。还得考虑管理能否跟得上。今天我看到任正非的一篇文章，他说如果管理能上得去，华为的利润还可以翻一番。用简化管理、标准化管理也可以从内部挖出潜力去扩张，如果我们这个模块不做好的话，越往后做，我们的边际效率越会递减。

　　《中国慈善家》：你曾说过，做慈善遇到很多困难，有时候要死要活。什么事曾经让你要死要活?

　　姚明：中国慈善在2008年之后经历了大起大落，不管是起还是落都是正常的，某种程度上说，郭美美给大家创造了一个机会，使大家正视慈善内部的问题。姚基金也是一样，要慢下来，内部整顿，防患于未然。

　　《中国慈善家》：什么原因让你意识到姚基金现在不得不慢下来?

　　姚明：我们在工作中发现，很多的问题目前解决不掉，需要花时间去做更深入的调研。

　　我们每年都会做财务分析，感觉效率在下降，或者说没有想象中那么高。你要知道，有些问题可以用钱和资源弥补，有些问题则不行，比如组织管理。像我们和地方上的联系、和学校的沟通、监督和制定标准，应该更放手还是更紧都需要我们去衡量。我们还不像民营企业，老板可以为自己的情怀多花一点钱，我们是公益组织，所有捐赠者都是我们的问责人，我们必须要小心谨慎。所以我们要花三年时间把这些问题一点点解决，我们在四川、安徽、贵州都有赛区，今年的全国赛在银川，各个地方要解决的问题有很多，需要时间去消化。

　　管理上，我们要制定KPI，要有追责制度。我们是被公众追责的，同时我们把资源放下去，我们也要追责(合作方)，把责任和权利对等。如果犯了错误，首先要承担责任，痛定思痛自然会改进。人和愿景、责任、惩罚相结合，效率一定是很高的。愿景可以理解为人可以得到什么益处。

　　追下去把事情做好

　　《中国慈善家》：你22岁选秀去了NBA，一直到31岁退役，人生中至关重要的九年在美国、在NBA度过，慈善是他们的文化之一，那段经历对你现在的行为和理念有什么影响?

　　姚明：希望小学篮球季做到现在，除了“以体·育人”这个口号，我还提到陪伴、时间投入的概念，这和仅仅写张支票或捐一笔钱不一样。我没有任何比较的意思，都很重要。美国每个城市都有生活不太好的人，球队俱乐部作为社会比较有声望的一个组织，俱乐部的基金会每年都会拿出一笔钱购买礼物给他们“送温暖”，运动员会亲自把这些礼物送到他们家里。一开始你可能会想这是商业宣传，是品牌包装，但其实完全不一样。有件事我印象一直很深，我们到一个墨西哥裔家里去，那个家的门窗、床垫很破，房子很长时间没有刷油漆，当我们把东西真正送过去，看到他们的情感，不得不被感染到。如果只是写一张支票，看不到人的话根本不会有这种感受。当你见到这个人，听到他感动的声音，看到他欣喜若狂的样子，看到孩子在新床垫上跳来跳去，你被那种气氛感染了，我突然感觉人和人的关系不一样了。

　　就像我刚才说的，慈善是工具和方法，它最重要的不是让生活变得更好，而是改变社会中人和人的关系，这个改善了，人的内心就改善了。

　　《中国慈善家》：五年前，姚基金做过一个活动叫“exchange summer”，目的是帮助一批城市和乡村的孩子体验对方的生活环境，但是结果与你们的预期落差很大，城市的孩子体验过艰辛后比较有成就感，乡村的孩子却在繁华的城市面前充满了失落。这件事是不是促使你们反思和改变原有的慈善理念和方式?

　　姚明：那件事对我们影响挺大，我们发现绝对不能单向思考问题，而是要客观实际地换位思考。但是，任何一条道路都是崎岖艰险的，犯错误是前进的代价，只希望这个错误别白犯，别变得没有价值。

　　《中国慈善家》：姚基金起源于2008年汶川地震，当时你还在NBA效力，为了方便管理，你就在美国设立了一个基金会，你回国时又把它迁回来，转变成专项基金—姚基金。其实你一开始就是想做基金会，为什么后来没转变过来?

　　姚明：现在如果要单独去做基金会，会面临很多问题。而且我们现在和青基会合作得很愉快，他们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我们很多方面也借助了青基会的管理模式，可以尽可能降低做事成本。青基会非常认同篮球季项目，甚至把我们这套模式在其他体育项目中推广，事实上也从我们这里学习到了一些东西。

　　《中国慈善家》：你曾经说，中国篮球的问题是中间层被挖空了。按照这个逻辑，你应该去补中间层，但姚基金的篮球季主要是针对下层，为什么?

　　姚明：篮球季完全是公益性质的，中间那一层是有些半专业化，会带有一点商业。所以我们不能往中间层做，只能往下层做。而且即便是做中间层，也不可能把上层拉下来，只能把下层拉上去。

　　《中国慈善家》：你一直在探索民间办赛，篮球季是否也算你在这方面的尝试?

　　姚明：探索民间赛事并不是只有我这一种方式，像一二三线城市和沿海一些比较富裕的农村也会办比赛，我们有自己的定位，有明确垂直的方向。

　　《中国慈善家》：你从2011年开始担任上海市政协委员，一直在推动篮球改革，这方面目前有什么进展吗?

　　姚明：管办分离在积极推进，大家也在积极沟通，很多事我认为需要耐心，但整个方向肯定是往前推进。

　　《中国慈善家》：你怎么看待自己参政议政的经历?

　　姚明：政协有才智有才华的人非常多，关键还是态度，不久前莫言说教育制度改革的问题，有教育部的人出来反驳说他不懂教育。我觉得我们应该多一些这样的讨论，从各个角度去看问题，没有一个人可以三百六十度无死角地把所有事情考虑好。我现在感到有点困惑的是，有很多事情刚刚有点讨论，一下又出了另外一件事，注意力又全跑那里去了，结果半途而废，什么都没解决。姚基金是垂直，我们要追下去把这件事做好。